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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国经济2013年之前是一个下滑曲线

共有 690 位读者     发表日期:2012年2月26日     
 

上一篇:药家鑫案件续:法庭发问卷调查 旁听变“陪审”

关键词:北京合同律师   经济下滑

  说2013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大底,这个大底的概念就是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5%至6%。
    中国经济的大底,恐怕是逃不过去的。这种情形之下,是如何反危机反衰退的问题,高层肯定要把保增长放在首位,轻易不敢加息。因此,我认为今年没有加息的可能,而且越往后越没有加息的可能。

    8月份CPI涨幅之猛,已再次引发加息猜测。未来CPI趋势之不确定,令学界对于加息与否争论不休。而相关宏观背景之变化,短期乃至中长期内将是怎样的格局?当前和今后的政策选项又将是什么?面对种种待解谜题,《华夏时报》记者9月16日专访了宏观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先生。
经济已呈下行趋势
越往后越无加息可能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今年CPI涨幅能否被控于3%左右?年内有无加息可能?
    王建:3%可能挡不住,因为今年肯定是一个歉年。我们已看到官方数据显示粮食价格上涨过快,这显然与今年灾害性气候有关联。另外也可能与股市不好,楼市遭到打压,资金出来炒作短缺性产品有关联。秋粮通常占全年粮食产量7成,所以现在可能要等到秋粮上市以后,也就是11月份的时候,再做判断。
    从大趋势上看,中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已经有下行的势头,明年会更加明显。到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的大底,恐怕是逃不过去的。这种情形之下,是如何反危机反衰退的问题,高层肯定要把保增长放在首位,轻易不敢加息。因此,我认为今年没有加息的可能,而且越往后越没有加息的可能。

    《华夏时报》:那么,您肯定不赞成“CPI年内将冲高回落“的观点?
    王建:我认为CPI还会上涨,到秋粮上市时节,甚至不排除上涨到5%。之所以不敢加息,就是因为经济在往下走,通胀在往上走。保增长必然被放在第一位,加息虽然可以压制物价,但更会压制增长速度。

    《华夏时报》:几个月前,您就曾表示反对为通胀加息,认为中国必须做好在长期忍受较高通胀率的背景下保增长的准备,加息会损害还不稳固的经济复苏,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现在您依然持此观点?
    王建:我的观点没有改变,道理仍然是这些。

   《华夏时报》:正陆续出台的一些针对性措施试图控制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但这能否有效缓解后期CPI数据环比上行的压力?
    王建:我认为效力有限,CPI上行趋势很难被控制住。光吓唬人没有用,大家都明白资本就是要在运动中增值,所以那些炒作推高农产品价格的举动很难真正被抑制。例如绿豆,越制裁,价格越上涨。那么多人都在炒,能制裁谁呢?
城市化终将启动
新增长期2013年后展开
    《华夏时报》:当前经济结构性调整进程中,一方面楼市调控效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由此来看,您一向主张的以城市化为基础的扩大内需计划,是否短时间内很难体现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王建:那倒未必。刚才,在你之前,是路透社的记者采访我。我就跟他说,从现在看,惟有城市化,才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主要问题是启动太慢,尚未真正转到城市化的道路上来,所以经济才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状态。因此,除了城市化,别的都没有用。还能做什么呢?出口市场肯定是受到制约,出不去太多;国内消费市场如何打开呢?应该说现在消费增长速度还算够快的,已到18%了,但相对于投资和出口市场,其增长是不高的。说明其在今年整个需求结构当中,占比又继续下降了。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您最近曾提出,中国现在这种GDP增长方式是不能持久的。要积极推动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提升GDP质量,实现结构转型,走技术路线的转型,绝对不能重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须寻找新的材料、新的能源方式,这是现在面临的最大任务。这方面,您认为还应出台哪些政策出台来推动?
    王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有一个较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应主要针对目前制约增长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加以研究。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了,他们已不再操心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如果要启动城市化,对资源需求量就会又增加一大块,我们离完成工业化的目标,路还很远。这样来看,全球的资源可能都不够我们用,如果我们不去做寻找新材料、新能源的工作,没有别人会为我们做。因此我们应早做打算早些行动。新材料、新能源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研发过程,才能进入应用阶段。行动迟了,将来就可能青黄不接。

    《华夏时报》:面对前景不明的经济增长和摇摆不定的宏观政策这些模糊的现象,您怎样看?
    王建:现在看,可能2013年之前,中国经济会走出一个下滑的曲线,这恐怕已经难以避免。2013年之后,可能终于会启动城市化了。那时就会真正认识到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那时,有了城市化这个开启内需的增长点,一个新的增长过程就将展开。但现在来看,2013年的大底,一个明显的低增长期,已经难逃。这是因为城市化启动速度太慢,直到现在也没能真正推动。
很快就将是又一个
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华夏时报》:现在人们对宏观调控政策有种种猜测,除了疑虑央行是否加息,还担心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又会掉头,您怎样看?
    王建:应该说,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现在即使调整政策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了。而即使看到衰退出现了,能出来什么新政策吗?现在也就是出一些地方规划,但这些地方规划并没有什么作用。那么再加投资吗?再加也加不上去。现在说7大新兴产业又要搞个4万亿。究竟能否搞出个新的4万亿来?钱从哪儿出?云南省的振兴规划据说需要12万亿,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这岂不是胡来吗?哪里弄来12万亿呢?财政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银行可能为如此庞大的项目提供融资吗?
    我刚才说2013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大底,这个大底的概念就是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5%至6%,而大量贷款形成的新的不良债权就是导致大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此来看,还能像上一次那样从银行里无限制地拿钱吗?说来说去,还是不知道把钱往哪个好的方向上去用。而钱没有好的用场,这很要命。

    《华夏时报》:您所说的2013年大底的概念,可能就是您过去所说的“二次探底”,但所谓“二次调控”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当前中国宏观政策的适当选项应是什么?
    王建: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不搞城市化,我们就几乎没有出路。地区规划不是出路,新兴产业是出路吗?恐怕也很难被认为是出路。哪个国家新兴产业都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否则就不可能是新兴的。那么,还有什么出路呢?
    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汽车产业到2015年要形成3500万辆的产能。去年才1300万辆产能,再过5年就一下达到3500万辆产能,这么巨大的产能过剩矛盾,都是用银行贷款干的,而不是企业用自己利润积累的,没有市场来吸纳。
    国外,美国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振兴规划,即奥巴马的3000亿美元减税计划和5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美联储连续出台了3个关于货币政策的新的振兴方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救经济?因为美国自己心里很清楚,有大问题要来了。美国这个大问题决不是他自己轻易能够度得过去的。因此,接着就将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大底。
    所以,很快就将是又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认识到错误
却不改正就很可怕
    《华夏时报》:有人说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已从“宏观政策”、政府干预,异变为“宏观调控”、政府指挥经济。您怎样看?中国经济一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吗?
    王建:这个毫无疑问,我们肯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们不能否定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只是要弄清,调控的方向是对是错。政府是由人组成的,由人组成的政府,其认识不可能不犯错。你也知道,我讲城市化已经讲了好多年了,拼命地呼吁,直到现在才逐渐形成一些共识,但有的人可能还不这么认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那么,认识的迟缓最终就会导致机会的丧失。
    这并不是说宏观调控不能出错,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有认识上的误区。但如果认识到错误却不改正,那就很可怕。

    《华夏时报》:有乐观分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不会下行,而是必须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您可能很不同意这个观点,您也许还会说,中国多变的经济宏观政策是一种必然?
    王建:我对这种说法一向置之不理,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你知道我一直在讲危机没有过去,前几年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信的人也很少,现在信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包括国外的二次探底、国内的二次探底,现在信的人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不是想怎样就怎样,是人们看问题主观与客观要一致起来。

    《华夏时报》:少一点凯恩斯主义,多一点市场自我修复,是否更有益于增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王建:少一点凯恩斯主义,完全靠市场吗?这个观点让我听来就觉得更荒谬。我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极力倡导者,你原来给我冠的这个名,我实际上不是十分赞同。但这场经济危机闹得这么大,恰恰说明了市场有很多失灵的地方,恰恰说明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盲目相信市场是要吃亏的。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过去的亚当·斯密时代,那种主张完全听命于市场的理论占主导。凯恩斯主义理论出来之后,就变成国家要干预市场,就是因为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这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如果缺乏管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一定要出大事情的。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因为政府干预不到位才发生的。

    《华夏时报》:政府种种调控经济的政策如果不能很有效,是否最终不得不回到你所倡导的城市化上面来?
    王建:肯定是这样。之所以城市化迟迟启动不了,就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比如涉及到七八亿农民进城的问题,进城农民没钱,政府需要为其提供住房和社保,就要花钱。钱哪里来呢?地方现在都指望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不愿意土地财政被拿走,这就涉及到财政体制的调整问题。
    到2013年,只要城市化这个大战略被推出,中国经济就会走出低谷。没有这个战略的推出,什么都救不了中国经济,什么政策都没有用。前几年我就这样说了,到时候可以看我这话说得究竟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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